晋人南渡之大迁徙
曹丕在繁阳亭登上皇帝宝座，建立起大魏王朝，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。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踌躇满志，很想大干一番事业。可是“当魏之时，西有蜀，南有吴，连年战争，兵权遂落于其将司马懿父子之手。” 这样过去了45年之后，到了魏元帝二年（265），“司马氏灭蜀篡魏并吴，统一中国，国号为晋。”司马炎（晋武帝）从魏元帝曹奂手中把皇位夺去，建立起西晋王朝，于是三国归晋。
司马氏集团统一中国建立起西晋王朝以后，中国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，可时隔不久，便因司马氏集团内部引发的“八王之乱”，使全国又陷入动荡不安。
晋愍帝建兴元年（313），愍帝司马邺即位。到了晋愍帝建兴四年（316），匈奴大军兵破长安，司马邺无奈出降，西晋遂亡。
西晋灭亡后，中原士家大族及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被迫搬迁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，大部分人到了江南。“时海内大乱，独江东差安，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。”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“晋室衰微，衣冠南渡”。其中有不少人便南渡逃逸到长江下游的繁昌窑所在境内的芜湖，乃至繁昌。
《芜湖县志》：“东晋时，为安置中原南渡的百姓，在沿江一带侨置郡州县……”
《繁昌县志》：“东晋元帝大兴元年（318），司马睿即位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其襄城郡繁昌县（故址繁阳亭在今河南临颖县西北30里）之民因避战祸，从帝渡江，流聚春谷，遂于春谷地侨置襄城郡繁昌县，是时春谷、繁昌两县并立。”
志书中所说司马睿，便是司马懿的曾孙，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。
司马睿早在“八王之乱”一开始起，便承袭琅邪王王位，担任安东将军，奉命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，移镇建邺（建康前称）。史料记载司马睿到了南方以后，听从王导（后任丞相）计谋，采用“优礼当地士族”的政策，“压平叛乱，惨淡经营，始得在江南立足。”
东晋建武元年（317），司马睿自称晋王，改元建武。次年四月，晋愍帝死亡的消息传到江东，司马睿正式即皇帝位，改元太兴，是为晋元帝。因建邺在原晋国都城东南，故被称为东晋，占据长江中下游及淮河、珠江流域大片地区。
司马睿东晋南渡执政期间，最依仗的是王敦、王导兄弟二人。王敦主持军务，带兵打仗；王导帮助司马睿制定政策，治理国家，时人称之谓“王与马（司马），共天下。”
说起“二王”中的王敦，却是与芜湖有着十分密切的历史渊源。
王敦自恃有功，不把司马睿放在眼内，使得君臣之间矛盾日益加深。东晋永昌元年（322），王敦在武昌举兵，攻入都城建康，一口气杀掉了好几位跟司马睿关系密切的大臣，然后再回武昌，凭借手中武力，遥控东晋朝政。司马睿受不了这样的窝囊气，于当年忧愤而死，其子司马绍继位，是为晋明帝。
东晋明帝太宁元年（323）4月，王敦率大军自武昌移镇姑孰（今当涂），屯驻芜湖，直逼都城建康。并在今芜湖市区鸡毛山一带高筑城垒，名“王敦城”，意欲谋反篡位。
《晋书》记载太宁二年（324），“晋明帝密知王敦欲叛，乘巴滇骏马微行（微服探访），至于湖（芜湖别称），阴察（暗地里观察）敦营垒。王敦正昼寝，梦日环其城（太阳环绕着王敦城），惊起，急遣五骑追赶。晋明帝驰走，沿途用水浇马粪，并以七宝鞭授卖食妪（卖吃食的老妇人），令其见追兵来时出示。五名骑士追至，妪以鞭示之。骑士传玩七宝鞭，停留时久，又见马粪已凉，以为难以追及，晋明帝遂脱离险境。”
今芜湖市第二中学校园内的“梦日亭”遗址，以及芜湖市鸠江区境内后人建造的“玩鞭亭”，就是根据王敦“昼寝梦日环其城”，晋明帝故意将手中七宝神鞭遗下，使得追兵把玩不已耽误追逃时间，自己好抽身逃脱的故事而建。
除王敦外，晋人南渡中还有两位重要人物，也与芜湖乃至繁昌关联密切，一位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，其后人（同样也是书法家、诗人）王翀霄归隐在繁昌窑相距很近的马仁山，传为佳话。另一位便是东晋名将桓温，繁昌窑近旁的“马仁山”山名，便是由桓温而来。
有中国“书圣”之称的王羲之，同“王与马（司马），共天下” 的王敦与王导一样，都是出身于琅琊王氏望族。朝廷看重王羲之的才气，屡屡召举为官，他都一一辞谢。后勉为其难担任了江州刺史，官至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世称“王右军”、“王会稽”。终究王羲之不是块当官的材料，时隔不久便“称病去职，归隐会稽（今绍兴），自适而终。”从事他的书法事业。
琅琊王氏家族也同其他名门望族一样，在江南大地繁衍子孙，留下很多有名的后人，其中一位就是王羲之的后人王翀霄，归隐在与繁昌窑相距很近的马仁山。
明代进士徐杰在“马仁山八首”诗中写道：“翀霄姓王氏，云是羲之儿。”把王翀霄说成是王羲之的儿子。《康熙太平府志》载：“王翀霄，唐隐士。贞元十一年（795）建马仁寺，传为王羲之后裔。”
儿子也好，后裔也罢，不管怎么说王翀霄与王羲之也是血脉相联，而且在成就爱好上十分相同。王羲之书法写的好，蜚声四海内外，王翀霄书法也很不错，小有一定名气。马仁山上有一“洗砚池”，传说便是王翀霄练习书法清洗砚台的水池。1200多个风雨春秋过去，至今仍“墨浪飞元鱼，春风翰墨香”，池水总是呈墨黑颜色，所以徐杰诗中又写：“羲之写黄庭（出自王羲之写《黄庭经》的典故），名声千载垂。翀霄书涅槃（借指王翀霄建马仁寺弘扬佛法），字画与并驰。”
再说桓温，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出身，但他打仗勇敢，屡建战功，受到晋明帝器重。桓温历任征西大将军、大司马、太尉等职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南征北战，威名赫赫。
《南陵县志》：“东晋太尉桓温曾登县北山，妖马鸣于上。左右曰：‘野马嘶风，归服仁者。’温曰：‘马有仁德之心。’乃名‘马仁’。”
桓温屯兵姑孰期间，曾带着部下登临县城以北的马仁山（一度时期南陵与繁昌同属春谷所辖，马仁山介在南陵与繁昌之间），听到山风在峰谷回荡，满山林木发出瘆人的呼号，跟随桓温一道登山的部下，以为“妖马”叫嚣，便禀告桓温，说是因为桓温这位“仁者”来了，“妖马”发出欢呼嘶鸣（野马嘶风），表示归顺服从（归服仁者）。桓温随口说了句，“马有仁德之心” ，以显示自己身为“仁者”，连山中的“妖马”也受到感染，归顺靠拢，怀有“仁德之心”。其时马仁山还没有山名，因为桓温借题发挥说的一句话，从此便以“马仁”命为山名，“乃名‘马仁’”……
东晋时期，像这样发生在繁昌窑所在境内的芜湖乃至繁昌的故事还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。
综观中华民族发展进程，自夏朝以来，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是在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之间徘徊，中国的经济重心也一直倾斜在这些地区。随着西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下，这种形势便开始有了改变。
晋人南渡，使得晋室遗族跟随晋元帝司马睿到了中国的南方，以江南的建康为都城，将中断的晋王朝皇统又重新延续起来，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心。
尽管在此之前孙权建立的东吴曾经定都建邺（即建康），但就孙吴与东晋的政治地位相比较而言，孙吴只是三国时期诸侯割据的一个南方诸侯国，而定都在建康的东晋王朝，则是以一个“正统王朝”的面貌出现。
尤为重要的是，伴随这次晋室南迁还有一股巨大的移民潮，也就是晋人南渡的大迁徙，人口大规模地迁徙到中国南方（主要是江苏、安徽、湖北、四川等地）。有的地方甚至是郡县实行整体迁徙，如古春谷侨置襄城郡繁昌县等。史料记载这次由晋人南渡引发的南迁人口，大约有90多万人，是秦汉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大迁徙，使得中国人口分布比例北多南少的格局开始发生显著变化。
晋人南渡，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长，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，使长期落后的江南地区得到了一次大发展的机遇，拉开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序幕。一大批北方知识分子和掌握了先进技术的生产者南下，给江南地区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思想文化，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陶瓷制作工艺，使得芜湖及古春谷（繁昌）一带瓷器制作在原有基础上，得到长足发展。
